券商研究报告：服务零售增速超20%，有利于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
但是这样的法律是否真正落实？是否真的让地沟油、假酒这些危害社会稳定的因素退出市场？事实告诉我们法治经济没有建立起来，倒是犯罪经济成长起来了。
哈希值是一个以适用于数据组特点的标准数学算法为基础的专属数字识别码，可以分配给一个文件、一组文件或一个文件中的一部分，是一种可以对电子文件进行同一认定的计算方法。在整个过程中，只需要完成最初设定，全程都无需人工操作，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人类在生理上的限制。
电子数据是各类电子证据的本质，是各种外在表现形式的内在属性和共同特征。首先，在取证方法上，电子证据原本可以采用多种取证方式，包括现场搜查、现场输出，对相关证据进行镜像复制，以及对电子设备或载体进行实体扣押，以备后续搜查。对于电子证据的证据种类归属，曾有视听资料说、书证说、物证说、鉴定结论说、独立证据说等，也有学者注意到电子证据的多样性，难以按照既有的法定证据种类进行划分。不论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都具有高速的传输速度。厘清了电子数据与电子证据的含义及其关系，也就解决了学界长期争议的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问题。
与同样大小的纸张相比，电脉冲或磁性材料存储的数据量是纸张的数十万倍甚至数十亿倍。相对于传统证据形式，司法工作人员可能更需要关注电子证据的保管主体、存储环境、交接过程等，不再将眼光囿于电子证据本身，而应及于其外在环境和条件。越是对法官控制严密，法官就越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控制者变成了真正的裁决者。
并且，如果法官枉法裁判、滥用职权，同样要受法律处罚。另一方面，如果法官就职后有不端行为，立法机关可以对其弹劾。司法独立不仅意味着司法机关独立于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仅意味着每一个法院都独立于其他的法院，而且意味着每一个法官都独立于其他的法官。许多人以为，只有牢牢地束缚住法官，用各种办法捆住法官的手脚，甚至让他们听命于某种组织或者人民，他们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相反，只有让法官获得独立的地位，让其根据自己对法律和正义的理解进行裁决，才可能明晰和追究其责任。枉法裁判、滥用职权等导致的错案，与其他任何案件一样，除非存在诉讼时效的限制，本来就可以终身追究，该制度有何新意？其实，欲让法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必出台错案（终身）追究制，而应致力于司法独立。
当然，这并不是说法官不受任何制约，或者可以为所欲为。如果该院真想减少错案，何不尝试一下让法官变得独立起来的革新？来源: 《财经》杂志 进入 王建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错案 。这种独立很好地反映在判决书中，每个法官都对自己的判词署名负责，责任完全是个体化的，而非集体性的。并且，如果法官枉法裁判、滥用职权，同样要受法律处罚。
理论和经验均表明，借助于司法独立，法官的行为才可能受到更好的约束，冤假错案才可能更少。比如，《刑法》第399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在很多情况下，错案的发生，恰恰是因为司法不独立造成的。比如，有的法院将那些被上级法院改判、撤销和发回重审的案件定为错案，甚至将改判率计入错案率中，作为惩罚法官的依据。
前不久，河南省高级法院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原因在于它出台的《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办法（试行）》，规定对造成错案的法官实行终身追责，不论其是否已调离、辞职或者退休。许多人以为，只有牢牢地束缚住法官，用各种办法捆住法官的手脚，甚至让他们听命于某种组织或者人民，他们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一方面，法官由行政机关任命后，由立法机关进行批准，而这一过程是对法官能否获得职位的严格审查。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值得欢欣鼓舞，因为它给法官多套了一个紧箍咒，比原先的错案追究制还前进了一步，让法官终身对自己的裁判负责。
有的法院还将错案划分为三六九等，诸如差案一般错案严重错案之类，并根据等级决定对法官的处罚。影响巨大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冤假错案，莫不源于法院外面看得见的手。该院近几年推出了一系列引发热议的司法改革措施，诸如马锡五审判方式社会法庭人民陪审团等，招致不少批评。最后，让我们回到河南省高级法院的举措上来。就错案的界定而言，它是否仅仅意味着法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滥用权力导致的错误裁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其实不需要什么错案追究制，因为现行《刑法》《法官法》以及《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都对法官的贪污受贿、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等滥权行为有明确的规定。该院一位负责人称，这意味着谁用权，谁就要负责一辈子，此举在中国属于首创。
譬如，有的法官担心自己审理的案件被改判因而成为错案，在判决之前就先请示上级法院，或者当案件进入上诉程序之后，向上诉法院的法官展开公关，以免自己的案件被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等。但仔细思量之后就会发现，这种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与错案追究制本身一样，有不少值得追问的地方。
这些不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错案追究制本身的张力和矛盾。另一方面，如果法官就职后有不端行为，立法机关可以对其弹劾。
司法独立不仅意味着司法机关独立于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仅意味着每一个法院都独立于其他的法院，而且意味着每一个法官都独立于其他的法官。试想，如果一个法官在判案时听命于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庭长、院长、上级法院或者其他的机构和个人，他（她）如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人们甚至根本无法区分出他（她）的责任是什么。
越是对法官控制严密，法官就越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控制者变成了真正的裁决者。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譬如，如何界定错案？由谁来界定？终身追究是否受诉讼时效的约束？如果错案系外来干预或者影响所致，法官应否承担责任？向上级法院请示之后裁决的错案，上级法院的法官应否负责？如果错案是由合议庭判决或者审判委员会决定导致的，责任该如何追究？等等。不能不说，这些做法背离了错案追究制的初衷，扭曲了法官的行为动机，带来了负面效果，甚至造成了新的司法不公。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在法治社会里，为确保法官的独立，通常设置两个条件：一是行为端正的法官终身任职，二是法官的薪水在任职期间不得减少。
对法官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事先的任命、批准程序以及事后的弹劾程序上。超越了枉法裁判、滥用职权意义上的错案追究制多有瑕疵。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法官的行为都是独立完成的，每个法官的责任都是清晰明确的。不独立的法官，如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法官不能抵御外来的干预，他们就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他们没有独立的意志，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作出裁判。
既然如此，河南省高级法院推出的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也难以经受拷问如果说最高法院的政治性性质是制度设计、客观因素导致的当然结果，那么地方各级法院则只能去政治性，最多只能有弱政治性，否则就会破坏法治的统一性和严肃性。更为奇谲的是近十多年来，不同的最高法院院长竟然能使上述政治性发挥到极致，能让最高法院乃至全国法院打上鲜明的个人烙印，甚至改变司法运作的样态。因为规范和现实的天然紧张，造成司法领域必然不断面临艰难性裁判，又因为规范的空缺和模糊，最高法院理应基于对执政者公共政策的解读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权衡，借由个案裁判引领社会达致法治共识，填补规范遗漏，平衡利益分殊。
第三，最高法院院长不仅定位为首席大法官，而且还定位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者中的一员，因此被要求应该具有政治家的风范。近些年来，诸多地方法院未经法律授权，以司法能动之名，擅自进行各种所谓的司法实验，创造所谓地方特色司法模式，这不仅有悖于基本的司法规律，而且严重违反了宪法所规定的法治原则。
类似吴英案这样的典型个案，本是最高法院直面社会焦点，发挥政治、司法两种属性兼具所营造的特殊能量，化钢为柔，凤凰涅槃，使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臻于完美结合。一点也不出乎意料，最高法院平稳地、技巧地将吴英案发回地方法院重审，地方法院的判决理由受到支持，但地方法院的判决结论没有任何悬念定会通过重审改变。
它不仅在正常的制度空间内利用司法解释、司法批复、案例指导、审级监督等形式导引地方各级法院的司法活动，还在制度模糊空间内甚至超越制度利用法院造法、领导批示、信访案件退查、系统内部问责等形式钳制地方法院的行为。近多年来，网络世界关于司法个案的讨论，基本沿袭了意见胜出、制度潜水、司法权威式微的套路。